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此言出自《论语》。讲的是与人相交要求同道之人的道理。在另一处，孔子也曾进一步阐释过这个观点。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;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;可与理，未可与权。”朱熹在为《论语》作注时曾解释说：“孔子认为能与之共同学习做人做事道理的人，不一定能与之抵达大道;能与之抵达大道的，不一定能与之坚守不移;能与之坚守不移的，不一定能与之通权达变。”
这里的“道”指的是理想的人格或志向。人的思想或品质不同，是很难在一块儿共事的。就比如说，有的朋友可以和你共创业，但是却不能共同守业;而有的朋友可以共同守业，却不能一起创业。正所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
朱熹
在商朝末年，孤竹国(在今河北省)的国君有两个儿子，哥哥叫伯夷，弟弟叫叔齐。国王很钟爱叔齐，打算把王位传给他。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，为了成全父亲的想法，便主动离开孤竹。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，也躲了起来。伯夷、叔齐听说姬昌(即周文王)尊老敬老，赡养老人，便一起投奔周国，在那里定居下来。后来姬昌死了，周武王继位.武王整顿内政，扩充兵力，进军讨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听说这件事后，便跑去拉住武王的马缰绳，劝谏道：“父死未葬，就大动干戈，攻伐别人，这能说是孝吗?作为臣子，却去攻伐君主，这能说是仁吗?”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，非常生气，拔出剑来要杀他们，被太公姜尚制止了。太公说：“这是讲道德的人。”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。
武王最终伐纣成功，天下人尊奉他为天子，伯夷、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，决心不做周臣，不食周粟。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，在首阳山隐居下来，靠采薇菜充饥。快要饿死时，作歌道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?于嗟祖兮，命之衰矣!”至死反对武王的行为。歌罢，遂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伯夷叔齐
这是政治理想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。世人对伯夷与叔齐的做法，既有非议也有赞赏，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志向，亦死而无憾。人乃血肉之躯，不可能永世长存，因此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，活出自己的个性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与邪恶同流合污，即使身陷险境，也要坚持用一身傲骨，为正气而歌。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里说得好：“大丈夫行事，论是非，不论利害：论顺逆，不论成败：论万世，不论一生。”做人当做大丈夫，要以“仁义”为先，注重道义，要有骨、有气，要挺起胸膛，正直无私，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。正是：玉可碎，而不可以改其白;兰可移，而不可以减其馨。即使有金玉满堂，难移一颗坚定的心。人若能达此种境界，即使称贤称圣又有何不可?
黄宗羲
唐朝元和年间，东都洛阳留守名叫吕元应。他酷爱下棋，养有一批下棋的食客。他常与食客下棋。谁如赢了他一盘，出入可配备车马;如赢两盘，可携儿带女来门下投宿就食。
有一日，吕留守在亭院的石桌旁与食客下棋。正在激战犹酣之际，卫士送来一叠公文，要吕留守立即处理。吕元应便拿起笔准备批复。下棋的门客见他低头批文之状，认为不会注意棋局，迅速地偷换了一子。哪知，门客的这个小动作，吕元应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批复完文件后，不动声色地继续与门客下棋，门客最后胜了这盘棋。食客回到住房后，心里一阵欢喜，企望着吕留守提高自己的待遇。第二天，吕元应携来许多礼品，请这位食客另投门第。其他食客不明其中缘由，很是诧异。
十几年之后，吕留守处于弥留之际，他把儿子、侄子叫到身边，谈起这回下棋的事，说：“他偷换了一个棋子，我倒不介意，但由此可见他心迹卑下，非我辈中人，不可深交。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，交朋友要慎重。”
吕元应积多年人生经验，深觉棋品与人品密不可分,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事情虽然小，但正足见古人对道的要求之严。战国时候，孟子一度困于齐梁，成为各个国君的摆设的原因，主要在于“道不同”，这是王道与霸业、圣人与英雄的分野的必然结果。而孟夫子执著于王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。孟子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绝不与现实妥协，既然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那就不惜粉身碎骨，也要留—身清白照亮乾坤，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就是圣人之道。
孟子
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《史记·伯夷传》引此言曰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亦各从其志也。”确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，不可因为一时之荣辱，或一时之诱惑就抛弃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原则，这只会使自己的人格蒙羞，生命染尘。
人生天地间当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，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”。只要仰不愧天，俯不怍地，足矣。